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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病床上的选择权》:救回病人让她「多活几天」,是值得的吗?

我总是学不懂机会成本死神的使者?

或许这样说不太公平,但在我眼中,重症加护病房的医师几乎等同死神的使者。这倒不是说他们与死神有什幺檯面下的交易,只是他们每回突如其来的造访,都意味着有某位病人生命垂危。

那时,我在内科实习。有天早上,我回医院开工,一看到重症加护病房的医师在病房内游蕩,某张病床外围上粉红色床帘,好几位护理师进进出出的,便知道大事不妙了。

我坐了下来,从上司和护理师的对话中梳理出事件的大概:老妇人因小病入院,原本病情不重,一个小时前却突然心跳停止,经过抢救成功后,目前已插管。加护病房的医师接获谘询,与家人商谈过后,决定不收入重症加护病房(在香港,重症加护病房可拒收病情无好转希望的末期病人,或者若主治医师判断患者的病情无好转可能,一开始就不会联繫重症加护病房)。

「真想不到能救得回来,救回来了还精神那幺好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案例呢!」护理师满脸惊讶地说,然后又摇摇头。

我那时还不懂她摇头的含义。

「她捨不得走呀。」我的上司瞪圆一对杏眼说:「她的丈夫太爱她啰!」

护理师说:「年年到了这一关,怪事都特别多……」

「好啦好啦,」上司笑着打断她,「你别吓唬实习医师了,她待会儿还得护送病人去呼吸加护病房呢!」

我所见过的老婆婆们

我掀开床帘,趁着帮忙推病床的工作人员还没来之前,先看病人一眼。我经历过一、两次成功的胸外按压,那些病人在心跳恢复前后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没有脉搏而已,我很好奇一个心跳甫复甦的人到底可以多有精神。

床上躺着一位老婆婆,闭着眼睛,嘴角处伸出一根塑胶管,与嘴唇相交处以胶带黏好。除此之外,我找不出其他可用以描述这个老婆婆的词语。她看起来就和其他病床上躺着的老婆婆一模一样——一开始,我分不清她们的床号;后来,我分不清她们的名字;再后来,她们所有人的身体特徵逐渐融为一体。我见到一个老婆婆,便同时看见过往所有我见过的老婆婆。

我小心翼翼地走近,唤道:「婆婆……」

她睁开了眼睛。没有完全张开,只是枯槁的眼皮略略打开,露出两条细缝——眼白,眼珠,眼白,像显微镜下植物细胞的气孔。

我的内心涌出莫名的兴奋,摸索她在约束带底下尚且自由的手,得寸进尺地将食指伸入她左手的手指间,对她说:「你试着握紧我的手指。」

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握力,很弱,但确实存在。那一刻,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,我猜在产科工作的同事大概每天都感受得到,但这对我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经历,是讚叹生命奇妙的神圣感受。儘管这个老婆婆离死亡远比离出生接近,但既然她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,又被我们自鬼门关前抢了回来,她便是新生的了,是需要重新扶养的老婴儿。

我们一路护送她到呼吸科加护病房,她的神智维持稳定,起码到目前为止,好转还不是昙花一现。当工作人员帮她解开约束带,打算将她移去新病房的床上时,她还能举起手臂,往自己脸上凑。

「你们看,她好有精神,」我一派天真烂漫地说:「还会举手。」

此话一出,众护理师马上爆出一片譁然,接下来便是手忙脚乱地压紧病人的右手、按紧插管用的气管内管。

有位护理师悲愤地指责我:「刚才她想自行拔管,你还有心情看热闹!」

床边的丈夫

我再度看见那位婆婆时,是几天后的事情了,在她的病历上已夹好一份〈不施行心肺复甦术(DNR)同意书〉。

我走进隔离病房,打算帮病人抽血,却刚好撞上探病时间,病房里有三位家属。我向他们解释:「我现在要帮婆婆抽血,得帮她脱裤子,请你们迴避一下吧。」

其中两位边应声,边往后退。我见还有一位攀着床栏背对着我的老先生没动静,便重複说:「先生,我準备帮病人抽血,要脱裤子。」

老先生没反应,出声回应的是另一名家人,笑着告诉我:「这位是她的丈夫,不要紧的。」

难道不正因为是夫妻,所以才更不应该在他面前解开病人的尿布吗?

无论如何,我见老先生攀着床栏,猜想他走路不方便,便点点头,然后以更大的音量重複上述台词的前半句:「……现在我要拉上床帘,您小心点儿。」

也不知道老先生有没有听到。我拉严床帘,提着针筒走到他对面的床侧,以眼神与他打个招呼,再度重複一遍上述的话后,才解开尿布。

抽血的时候,我习惯性地对着病人喃喃唸着自己的常用台词:「痛不痛啊……」话一出口,忽然想起病人已经插了管,没可能回答我。其实不回答也不要紧,这点对我而言并不是非知不可的资讯;然而,对有的人来说却是。

以爱抚触

我在沉默中抽完血,左手拿纱布按住伤口,右手伸过床栏抵达她在约束带底下尚且自由的手,伸出食指,字正腔圆地一个字、一个字地说:

嗨,请给我一个氧气面罩,我心想,同时边调整吐息,边用手黏好鬆开的尿布的其中一边。

老先生也笑了,学着我的样子伸手越过床栏,说:「呵呵!不痛,不痛……」

他帮我黏好另一边,然后手扫了一下婆婆的大腿内侧,来回摩娑那枯槁的、蜡黄的,有如树皮的肌肤。

临离开病房前,我又回头望一眼,只见老先生仍在沉默中反覆地轻扫婆婆大腿内侧的皮肤。

我不太恰当又不吉利地想着:要是我到了一百岁,还有人愿意以爱抚婴儿的方式抚摸我,那真是死也甘愿了。


几天过后,我找回婆婆的病历纪录,补足自己的进度。

病历纪录上记载着,家属在与医师商讨过后,决定为病人拔管,几天过后,病人逝世。

上面倒是没写病人拔管后,有没有讲过话。

救回病人,让她多活几天,是值得的吗?

这些日子以来,我的脑子里简直如同被植入一个木马程式般,每当想起那位老先生的背影时,程式就会自动跑一遍。

这个程式,由一个疑问开始:救回病人,让她多活几天,是值得的吗?

我在不同的病历牌上写过好多次:「有需要时穿约束衣」,当中不少是要使用呼吸器的病人,而直至我走到他们床前,才惊觉他们有多幺清醒(说不定比正在值夜班的我还要清醒),见我走近会微笑,等我抽完血后,还会向我道谢。

即使如此,我们还是得为他们穿约束衣,因为他们会拔掉呼吸器,完全清醒地、出于自由意志地拔掉呼吸器,就像那个恢复心跳的婆婆,在鬼门关前走过一趟,双手得回自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掉管子一样。我想,她一定好辛苦。

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想:夫妻携手走过几十年,连道别的时间都不给,委实太过残忍。

如果是你的至亲,你会怎幺选择?

于是,我会陷入两难,直到程式抛出另一道问题给我:如果是你的至亲,你会怎幺选择?

这个问题会逼我当机,思绪一下子跳到另一个场景:清晨六点,我在床上挣扎起床,因为有病房急召我去帮病人打静脉留置针。病人是命不久矣的末期患者,早就自己签好了放弃急救的同意书,血压低不用管,血氧浓度低不用管,但血糖低,得管。

他好虚弱,找遍全身都找不出能用的静脉,护理师、我和抽血员,一人占据一只肢体打静脉留置针。

他一路喃喃道:「你们能不能别打了?别让我那幺辛苦好吗?」

我不知如何回答,只能在无言中继续推针。我无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他,法律容许人因末期疾病死亡,却不容许人因为低血糖死亡。我和抽血员都是被护理师传呼过来的,不可以不打;护理师有其专业操守,不可以不打。

最后,我们三个人都成功了,病人身上一下子出现了三个能用的静脉留置针。我觉得好抱歉,在场的四个人都不情不愿,又都身不由己,说到底我们都没有选择,真是毫无办法。


这真是奇怪,我一开始的命题是「值不值得」,最后的结论却成了「毫无办法」。我还是不懂经济学。

能道别时便道别,能放手时便放手

话说回来,「值不值得」这个问题归根究柢是机会成本,遭放弃的是所有选择中,价值最高的那一项。但在现实生活里,我们好像没什幺机会放弃选择:当婆婆的心脏停止跳动时,没有人问过她想不想活下去;当医护人员开始帮她施加胸外按压时,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接受压胸;当她恢复心跳时,也没有人问过她想不想继续活下去。一开始就没得挑,也就没什幺值不值的了。

其实,我觉得人还是应该认命,相信一切都是命数早定,自己没办法做选择,会少去好多烦恼,好多懊悔。

花是不问结果,该开的时候便开,该落的时候便落;流水顺着地势起伏亦从来不问终点。我想,人也是如此,能道别的时候便道别,能放手的时候便放手,如此而已。

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病床上的选择权:一个年轻医师对生命与人性的诚实反思》,宝瓶文化出版
*透过以上连结购书,《关键评论网》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。

作者:穆琳

我歇斯底里地尖叫:「她已经签了放弃急救!她已经签了!」——救回病人让她多活几天,是值得的吗?如果是你的至亲,你会怎幺选择? 最后一位家属在最后一刻及时赶到,护理师说:「人到齐了吧?那幺,拔管啰……」——我不禁想:究竟是家人在等待他?还是他在等待家人? 「婆婆,现在要帮您插鼻胃管喔!」——她快一百岁了,失智并长年卧床,绝食是她唯一能为自己做的了,我们却连她仅有的这点自由都要剥夺?

一切都颠倒过来了,当初在医学院强调生命尊严,不做无谓急救的我们,进了医院却拚尽一切抢救病人,百岁的、失智的、长期插鼻胃管的……学校教我们各种医病关係,却从未告诉我们,穿上白袍后,更艰难的是「医病抉择」。

人们喜欢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,偏偏世上太多两难,没有答案。

资深医师教她:「帮病人做选择,有时是我们医生应负的责任。」然而,做出选择不容易,病人自身的意愿、病床旁太多的不捨与声声不甘心,在在拉锯着最终决定。

满怀救人热情的年轻医师来到医疗现场,才发现有太多学校没教也教不了的,那正是——人。即使医术再精良,但许多时候面对病人及家属的茫然和质疑,身为医者也同样找不到解答,因为生命是如此複杂难解,人性是如此瞬息万变,情感更是无法说声再见便割捨。

生存方式有时是一个人无能为力的,那幺,人生最终的句点到底由谁来划下?

《病床上的选择权》:救回病人让她「多活几天」,是值得的吗? Photo Credit: 宝瓶文化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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