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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向前被掩盖的文革整人黑历史

文革期间,军队内部各派系的角力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,元帅、将军之间的宿怨成为历史爱好者的一大谈资。据丁凯文在《不容青史尽成灰——读程光<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——心灵的对话>》一文中披露,在文革初期军队内部,杨成武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,其重要性大约仅次于叶剑英。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不多,但是,徐向前配合江青把军内一些干部送进造反派的虎口,使他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,这却是人们不应遗忘的,也不应因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隐匿、掩盖这段历史事实。

徐向前被掩盖的文革整人黑历史

徐向前元帅服照

徐向前在军队中虽然贵为元帅,但一直不被毛泽东所重用,这主要是受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影响所致。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军队事宜,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。徐自己也很知趣,时常称病不管事。文革爆发后,一个偶然的机会,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,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。而徐向前在这一短暂时期里的活动,官方传记对此皆语焉不祥,或者根本就不提及。笔者手头一本解放军军科院编写的《徐向前元帅画传》,对此一笔带过,然后就跳到“军委八条命令”和“二月逆流”(江英编着《徐向前元帅画传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),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坚决反对江青的军队领导人。然而,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简单。

1966年12月起,江青三次去林彪家,提议徐向前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,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。林彪遂同叶剑英、聂荣臻商量,只让徐出任全军文革组长,总政主任仍由萧华当。

徐向前上任的“三把火”。第一,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,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,成为仅次于徐向前的第二号人物。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军内高级职称。第二,徐提出“三条方针”:1、军队不要怕乱,要跟上全国的形势;2、要彻底批判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,肃清他们在我军的残余势力;3、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,要自觉革命,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。全军文革就这个方针还提出了“狠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!打垮他们在军内的代理人!”的新口号。1967年1月军委常委会议上,徐说:“说现在军队的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“恐惧病”是主要的,大家应当自觉医治这种病。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……”但徐的说法受到其他老帅的冷遇,陈毅、聂荣臻、叶剑英都不买账,会议不欢而散。第三,徐向前直接给邱会作下命令,从西山军委指挥所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,并说,这是与江青多次商量的结果。邱会作一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打成“军队中的刘邓路线代表”,而被私刑关押、毒打,几乎致死。而全军文革办公室一位秘书向徐彙报此事,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“我有什幺办法呀?”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,叶剑英不满徐向前对军队文革的态度,猛拍桌子,导致手指骨骨折。这也是叶剑英针对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议。

1967年1月徐向前与江青连袂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彙报团,这是徐向前荣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首次对外发表谈话,徐向前说“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。(众:请首长坐下,请坐下)不要紧,不要紧。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,按她的意见办事。你们为什幺造反呢?还有个道理,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,不造行不行?不造,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,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,所以毛泽东就发动号召,他发动群众,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那幺革命成功依靠什幺呢?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,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,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,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,要狠,革命要有狠劲!要狠,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,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,要革得准,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,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複杂的。所以自己要有识别能力,哪些是敌人,哪些是我们的朋友;哪些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果实的,哪些是反对的;哪些是革命的,哪些是复辟的。可是,今天我们说你们是造反派,少数的先锋队,坚持正确方向,善于用策略,团结多数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,先锋队脱离了多数就没有办法了。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,究竟你们怎幺样,我不太认识你们,你们也不太认识我,对不对?只要我们是造反的,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。”1月17日徐向前又对海军问题发表谈话说:“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,要继续发动群众,把运动搞深搞透。今天学生要开大会,要打倒苏振华,打倒杜义德。最后讲海军问题。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。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、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,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,这种人不能保。”(见宋永毅主编《文化大革命文库》光盘,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)

现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帅传记,都说“军委八条命令”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,而后林被迫同意。这显然不是事实。林彪曾下决心发一个命令“军内群众组织解散,军队不许造反”,但被陈伯达劝阻了,陈认为这在毛那里一定通不过。林彪遂口述军委七条命令,后林带着徐向前去见毛,得到毛的批准,并增加一条,成为后来发布的“军委八条命令”。林彪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。“二月逆流”后徐向前不再管事,全军文革由萧华接手,后来随着萧华倒台,全军文革也就寿终正寝了。

从徐向前接手全军文革组长到后来离职不干,时间极为短暂,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确实想配合毛泽东、江青的文革路线,在军内抓一些“带枪的刘邓路线”代表人物,使自己在政坛上也有一个立足之地。然而徐向前刚一有所动作,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抵制。徐对此也颇有自知之明,一看形势不对,也就撒手不管,及时脱身。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不多,但是,徐向前配合江青把军内一些干部送进造反派的虎口,使他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,有些人如赵尔陆甚至被批斗致死,这却是人们不应遗忘的,也不应因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隐匿、掩盖这段历史事实。

在文革初期军队内部,杨成武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,其重要性大约仅次于叶剑英。对于文革初期的活动,杨成武在自己的《自述》里竟然付之阕如(《杨成武自述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)。另一本《百战将星——杨成武》对此也是一笔带过,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交代或描述(董保存《百战将星——杨成武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)。为什幺如此重要的时期有关杨成武的情况,杨成武本人和其传记作者竟然讳莫如深,不愿涉及?其中的难言之隐可想而知。细读邱会作的回忆,人们应可了解杨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实面目。

有关杨成武的研究现已有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问世。读者不妨参阅余汝信先生的《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係》(载华夏文摘增刊,第四七一期二○○五年十二月十九日)和《是谁要打倒张爱萍?——〈从战争中走来:两代军人的对话〉试解读》(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七二期二○○八年十月二十一日)两文。笔者这里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盖了的历史。

第一,杨成武是打倒罗瑞卿的急先锋。

邱会作回忆说:“杨成武在全国解放后,基本上就接替了聂荣臻在华北的地位。他不仅成了华北地区的领导人物,也成了全军的实权人物,在文化大革命初期,杨的地位突然高了起来,他对华北地区的发言权高于聂荣臻,是能够掌握华北局势的人物,他对军队的发言权仅次于林彪。”“杨成武同罗瑞卿的个人关係也是很密切的,但罗始终没有把他拉过去。杨成武不仅在思想上、工作上同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係,就是在对待贺、罗的拉拢上,同样保持和林彪这个“病号”革命同志的关係。罗对杨的一举一动,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。例如,罗瑞卿把杨的爱人从地方上调来做杨的办公室主任,罗指定杨住元帅的房子,罗亲自交代为杨配备专用护士等等,杨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办的。凡是与贺、罗阵营有关係的大问题,杨都设法迴避。例如,对大比武,杨成武连总参党委会和军委办公会议都借故不参加。”“刘亚楼、杨成武、肖华三人在林彪阵营中,起作用最大的是杨成武,其次是刘亚楼,肖华起的作用很小,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,如果没有杨成武的积极活动,不仅斗争会发生困难,而且可能发生难于预料的混乱现象。”(《邱会作回忆录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376-377)

事实上,1965年12月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状的人,不仅有叶群,更有杨成武、萧华、刘志坚等军内重要人物。在倒罗的过程中,杨成武是出了大力的。事后杨成武成为代总参谋长。1966年4月杨成武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说:“罗瑞卿的错误,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,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,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,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,而是路线错误,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,阴谋篡军,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。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,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,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。我们和他的斗争,是党内、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,是两条道路的斗争,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,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。”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,同时附有叶剑英、谢富治、肖华、杨成武的四个主要发言,以及叶剑英、肖华、杨成武、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、中央的报告。由此可见,杨成武在倒罗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叶剑英。

第二,杨成武在文革初期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,整了一些人,其中不仅有彭罗陆杨,还有军内其他老干部,如贺龙、张爱萍等人。杨成武作为军队代表参与了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,杨成武在会上表示强烈的义愤,杨说:“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,真是气人啊!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!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,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:‘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!’”(《邱会作回忆录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40)杨成武作为代总参谋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“防政变”的部署,调动两个野战师充实北京卫戍区,实际上也是向毛泽东表了忠心。另外,首都工作工作组则是叶剑英总负责,杨成武作具体工作。后来发生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贺龙办公室的一些人搞了“炮打杨成武”事件,但由于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,杨成武的地位不仅未受影响,反而更形稳固。杨成武成为军内仅次于林彪的高级将领。

第三,杨成武与江青关係甚好。这一点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隐匿不提的。吴法宪的回忆对此已有阐述,邱会作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。邱说:“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。一是1966年7月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,原信只有周恩来、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,杨成武也知道内容。二是毛泽东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视由杨成武陪同,他们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。杨成武从接触中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係有了自己的认识。”(页165)“他(杨成武)在军委办事组曾得意地说过:“你们都没有到过江青同志家里吧,江青同志请我到她家里,给我讲她青少年时的苦难,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。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哭,我一直陪她流泪……”(页168)此外杨成武还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,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,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细的江沪浙一带的公安领导人抓到北京等等。(《邱会作回忆录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579-580)

第四,杨成武出面组织的几件事:(1)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,把全军参加“支左”部队团以上干部轮训一遍;(2)领导解放军报的出版工作,杨成武个人署名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论文章《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,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——批判贺龙、罗瑞卿反革命罪行》,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电话会议,要求组织部队及时收听、阅读、收集反映等。然而此文发表后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评,(3)组织编写“党史纲要”,杨成武亲自挂帅,通篇只有毛泽东、林彪和江青,此事后来不了了之,(4)在军事博物馆举办“红太阳展览”,更加突出江青个人。该展览请江青审查两次,江青很是满意。由于邱会作对此不仅不感兴趣,甚至还很反感这样突出江青,为此,杨成武还特地与邱会作个别谈过,说“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。这是为九大做準备的。我们的眼光应放大一些。”(页169-171)

有关杨成武为什幺倒台,笔者在另一篇文章《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——〈邱会作回忆录〉述评》予以论述,此处不赘。

综上所述,杨成武原本就是军内一重要将领,罗瑞卿倒台后,杨成武的地位仅次于叶剑英。在文革初起时,杨成武积极配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,在倒罗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,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。叶剑英因为“二月逆流”的问题而靠边站,杨成武遂成为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,地位仅次于林彪。可以说,杨成武是林彪最为倚重的干部。但是,杨成武随着地位的提高,与江青的关係走得密切,颇有脚踩两只船的味道,犯了林彪的大忌。林彪坚决不允许江青把手伸进军队,不允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,杨成武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好,因而铸下了自己下台的命运。然而,祸兮福所依,福兮祸所伏,杨成武1968年的倒台使他逃过了1971年“九一三事件”的打击,否则,军委办事组被打倒的就不是“黄吴李邱”,而是“杨吴李邱”了。令人遗憾的是,杨成武晚年的回忆没说几句真话,不仅完全迴避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,甚至还推诿泄责,一副自己无辜受害的模样。这就不是简单的是非不明的问题了。通读邱会作的回忆,相信人们对杨成武的文革作为自有公正、客观的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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